法王噶瑪巴接受歐洲媒體專訪
- 分類:媒體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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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2年9月13日
地點:地點:印度 達蘭沙拉 上密院
訪問者:沙朗斯.瑟給(Saransh Sehgal)
尊聖的大寶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為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派的精神領袖,被尊為西藏地位第三高的上師。「噶瑪巴」意為「行佛事業者」。如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也是為了宗教與其他的自由,而從他的家鄉西藏出走。目前二十七歲的噶瑪巴駐錫在印度喜馬偕爾邦內的城鎮 達蘭沙拉。達蘭沙拉因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而著名,為藏傳佛教與西藏政治距離其家鄉遙遠的重鎮。
噶瑪巴西元1999年從西藏戲劇性的出走,令他成為流亡藏人的英雄,並受到全球的矚目。他藉閉關以矇混中國政府的耳目,實際上卻在一小撮人的協助下出走。當時他只有十四歲,但西藏運動卻即刻在他的身上,看見了一位融合精神修持與當今的現代性於一身的年輕有魅力的領袖。
年輕而有活力的噶瑪巴是西藏年輕的聲音,特別是當現任的達賴喇嘛圓寂後,許多人相信他是世界佛教未來的代表人物。噶瑪巴持有的噶舉派是屬於藏傳佛教最資深的教派之一,傳承歷史超過九百年。
雖然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 鄔金欽列多傑受到達賴喇嘛尊者的認證以及西藏內外大多數人的認可,但是新德里仍然禁止他回到他位於印度錫金靠近中國邊境的主寺隆德寺,並限制他於西方世界歐美的旅行。至今,噶瑪巴的信眾仍在等待獲得他的加持並聽聞到他的開示。
即便如此,噶瑪巴的影響力與獨特地位無可動搖。他是藏傳佛教中最神聖的上師之一,而特別就地緣政治而言,他與達賴喇嘛尊者的密切關係,是世界將他視為一位未來偉大的領袖的可能徵兆。在奧地利媒體(APA - Austrian Presse Agentur)的獨家且少見的專訪中,噶瑪巴談及他的生活、西藏境內的局勢、以及希望旅行上的限制能夠獲得解除,讓他早日與歐洲的信眾見面的願望。
記者:身為一個精神領袖,您亦是一位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在西藏內外皆舉足輕重。您自己如何看待此事?
法王:歷史上而言,各代噶瑪巴已經具有崇高的社會與宗教地位——因此,自有其扮演的角色。現在由於西藏境內與境外的藏人對我有很強的信心,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為西藏的人民與國家服務。因此,這同時是對社會與宗教的奉獻。
記者:世界將您刻劃為佛教未來全球的代表人物(尤其是當達賴喇嘛尊者圓寂之後),您覺得呢?
法王:我沒有想那麼遠。佛教博大精深,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內容,我目前還在修習佛教哲理與修持。首先最重要的是成為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一個好人,之後再成為一個好的修行人,能夠利益到某些眾生。這是我的責任。但這不僅是我,也是諸多仁波切、喇嘛、以及佛教團體的職責。尤其在藏人社區當中,有許多嶄露頭角的年輕領袖,所以並不只我是佛教的新面孔,或許還有許多其他的人也是如此。
記者:您是西藏最現代性的精神領袖之一,您有iPod、電視遊戲機(PlayStation)、以及國際網路(internet)。您如何在精神修持與現代性中取得平衡?
法王:有時我覺得21世紀是一個更為物質化的世紀,我們比過去的人需要的更多。但有時這些物質的東西,變得更像是修行上的障礙,因為許多東西讓我們分心,讓我們無法專注在修持上。這種情況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們只是去使用這些東西,那麼或許這不會是個問題。而事實上,重點是在於我們的心,我們無法就這樣脫離物質的東西,這很困難,尤其是像我這樣的人,我無法離群索居。因此,藉由修心,我們得以專注而不受這些物質條件的牽制。
記者:目前西藏境內的情況如何?
法王:西藏境內的情況非常艱困哀傷。有許多令人心痛的消息,因為有許多藏人自焚。這是悲劇。
記者:現在藏人自焚的人數已過五十,您對藏人自焚的看法為何?
法王:這很難說,因為自焚的人數眾多,他們有他們的想法。我只擔心有天這只會變成一個數字,現在是五十,然後是六十,接著是七十、八十...,就只是一個數字,而沒有帶來正面的影響、或結果。這就很悲哀了,因為我們藏人認為人身非常珍貴。
另一方面,我也在想,這段時期國際間是否會更強力地支持西藏問題,因為全球經濟不是太好,而每個人都想跟中國建立強固的關係。所以就這點而言,我也不太確定。
記者:您希望國際間對中國施壓,讓中國與西藏流亡政府進行會談嗎?
法王:這我無法說太多。這個問題最好是去問西藏政府與西藏總理洛桑.森格博士。
記者:能否談談您跟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的關係?
法王:在西藏時,我雖然見不到尊者,但覺得跟他有很強的緣份,而每一個藏人對尊者都有這種深刻且神聖的崇敬。尊者是觀世音菩薩——大悲活佛、活菩薩的化身。
來到印度後,我受到許多尊者的教導與指引,關係變得更親近,如同師生一般。
記者:法王,您在歐洲有許多信眾。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請問您對西方信眾的忠告?
法王:當下我沒有什麼特別的忠告,但是我希望見到他們,因為他們想見我已經想了很久,而我也有著同樣的願望。
記者:您受西方佛學中心與信眾之請法的西方行程被拒,能否談談這對您個人的影響?那些因您政治上的限制而感到非常失望的信眾,您想對他們說些什麼?
法王:就個人來說,我感到相當難過與失望。在西藏時,我無法在藏區——也就是中國政府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內旅行。而當我真的來到了印度,我以為事情將有所改觀——可以想去那裡就去、想看什麼就去看,但是來了以後,發現有許多政治問題,仍然無法百分之百地自由旅行。
已經十二年了,這是段漫長的時間。我覺得自己無法再等另一個十二年。我已經向印度政府提出我的要求,讓我能夠自由旅行。
記者:什麼時候歐洲人可以看見您遊歷歐洲?那些歐洲信眾可以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看見您嗎?
法王:現在我無法說什麼,但我希望明年有這個可能。
記者:就西藏與中國的衝突而言,您對歐洲/歐盟(或許特別是奧地利)有什麼期許?
法王:當然了,奧地利與歐盟過去已經做了很多,而在未來也能夠做許多的事情。但這並非是我能置喙之事,而是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洛桑.森格博士能夠籲請的事情。
記者:您對環保運動情有獨鍾,可否請您談談這方面?
法王:我認為環境問題是二十一世紀的問題。我們對環境造成很大的傷害,現在已經到了我們該改變行為的趨勢臨界點。對改變行為所帶來的利益是首先必須要瞭解的。許多人沒有意識到我們跟自然環境息息相關,而且有賴於自然環境。我們必須要有這樣一個清楚的知見,才能夠瞭解到自然的價值以及環境保育有多麼重要。
記者:西藏運動員切陽什姐(Choeyang Kyi) 在倫敦奧運贏得獎牌,這是有史以來獲得奧運獎牌的第一位西藏運動員,但她代表的卻是中國。您對此事有何看法?
法王:這沒關係。這就好像過去日本殖民韓國時,有一位韓國運動員孫基禎(Sohn Kee-Chung)為日本贏得一面奧運金牌一樣,但她仍然是韓國人。
因此,我仍然以切陽什姐的成就為榮。她是第一位在奧運中獲勝的藏人,我想所有的藏人都對她引以為傲,在藏人的婦女中更是如此。
記者:您覺得自己是否能夠再看見您西藏的家園?是否中國會改變政策,容許達賴喇嘛尊者、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回到西藏?
法王:我覺得我有可能看到。流亡的藏人會有這樣的機會,因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變化迅速,中國應該也會改變。我希望不只是我,達賴喇嘛尊者也能夠回到家鄉。
訪問者沙朗斯.瑟給為印度達蘭沙拉的居民,目前在奧地利維也納攻讀高等學位。